抗日民主 南方局高举两大旗帜

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曾家岩。（资料图片）

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在机房街驻地合影，从左至右为王炳南、董必武、叶剑英、钱之光、凯丰、吴克坚。（资料图片）

《新华日报》刊发的周恩来关于十八集团军战报的声明。（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供图）

　　中共中央南方局以民族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宽阔胸怀，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聚在党的周围，不仅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

　　木桌、藤椅、竹编书柜……走进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周恩来当年的办公室，一如80多年前，简单、朴实、整洁，静静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从1939年到1946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等，作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谱写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

　　《对时局进言》《正义的赞歌，壮丽的图画》《我要说的话》……翻开泛黄的《新华日报》，一篇篇消息、通讯、社论等，以滚烫的文字记录着当年的人和事。

　　近日，记者循着这些墨迹，探访了相关旧址、纪念馆、陈列馆等，“走进”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历史深处。

　　以斗争求团结，缝合国共合作的裂痕

　　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二楼展厅，“千秋红岩”四个金色大字闪闪发光。

　　这里的“千秋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陈列”，入选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国家文物局研究确定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该陈列展全面展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光辉历史及其孕育的伟大红岩精神。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逐渐形成了两条战线、两个战场。一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主战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国民党统治区（以下简称国统区）的地下工作战场。”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处长黎余介绍。

　　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的沦陷，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侵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倾向日益显现。

　　1938年12月，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方针，颁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面临着逆转危险。

　　面对如此形势，中共中央在领导对日军、伪军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更加强调政治斗争，特别是进一步发展了党在南方国统区工作，维护、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成员名单；13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等人的建议，改中共中央西南局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并决定由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向中央书记处报告领导成员分工情况，得到批准。

　　至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高举抗日民主两大旗帜，领导起南方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中共党组织，涵盖云南、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西、福建、香港、澳门等地，以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公开机构。

　　“南方局的成立，是中共中央为了开辟与抗日根据地斗争紧密配合的国统区战场，加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广泛组织和动员国统区人民参加抗战、争取民主，开拓国统区工作新局面采取的重要组织保障。同时，更是中共中央为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局面，阻止国民党顽固派妥协、倒退、投降危险，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人民民主所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黎余说。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等进行大规模武装袭击；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以参谋总长何应钦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名义签署“皓电”，通牒江南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指定地区，并随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周恩来得知后，悲愤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为了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驳斥国民党的污蔑，团结更多力量一致抗日，按照周恩来指示，起草了名为《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经《新华日报》印刷后，送到了外国驻华使领馆、外国在华新闻机构等处，以及各民主人士手中。

　　获悉事件真相后，舆论一片哗然。一时间，国民党被置于政治上空前孤立的地位。

　　推进统一战线，促成多个民主党派建立

　　位于渝中区上清寺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是全国第一个全面展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光辉历程和各民主党派光荣历史的博物馆。

　　这里的“民主之家——特园历史故事场景陈列”，同样入选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该展陈生动再现了发生在特园的统战故事。

　　“推进和发展统一战线，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项中心工作，并专门设有统战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丁英顺介绍。

　　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勤交友”的方针，通过各种方式同中间党派、无党派人士、地方实力派、著名知识分子等广泛接触，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1年5月，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帮助、推动和直接领导下，经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屈武等筹划酝酿，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

　　“小民革”是不公开的秘密政治团体，不少成员与国民党上层要员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小民革”中的30多位成员当选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1941年3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下，黄炎培、张澜等13人在上清寺特园秘密开会，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并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张澜为主席。

　　民盟成立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经常去特园，与民盟领导人共商国是，协助其促进内部团结，制定政纲。

　　1943年初，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分别会见了谭平山、王昆仑等，帮助他们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并最终促成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于1945年10月在特园正式成立。

　　1945年12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帮助支持下，黄炎培、胡厥文等人在重庆正式成立民族工商界自己的党派——民主建国会。

　　1944年冬，在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支持下，许德珩、劳君展等科技界人士发起成立了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纪念9月3日这个胜利的日子，改名为“九三座谈会”。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建议把座谈会建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因此，“九三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在重庆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

　　“中共中央南方局以民族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宽阔胸怀，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汇聚在党的周围，不仅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丁英顺说。

　　“三勤”“三化”，为党的建设提供宝贵经验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在参观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卧室）时，无不被周恩来写的《我的修养要则》所感动。

　　周恩来写《我的修养要则》的故事，发生在1943年3月18日，他45岁生日时。

　　那天，繁忙的工作让周恩来忘记了自己的生日。不过，南方局、“重庆八办”的一些同志并没有忘，请厨房备好了一桌四菜一汤的生日晚宴，只等晚上给劳累一天的周恩来一个意外惊喜。

　　晚上，周恩来回到二楼的办公室（兼卧室），才知道同志们所做的一切。

　　他既被同志们浓浓的情谊所感动，又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不悦。为了不让大家为难，周恩来表示：“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请把这些菜留给加夜班的同志吧！”

　　之后，他只吃了一碗普通面条。入夜，万籁俱寂，周恩来在办公室提笔写下了这份《我的修养要则》。

　　“这篇要则，文字质朴，言简意赅，表达真切，平实中蕴含深刻哲理，不仅真实地展现了周恩来谦虚自省、求真务实的伟大人格，也展现了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探索出一条在国统区加强党的建设的路子，为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黎余说。

　　当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从国统区的特殊环境和担负的特殊任务出发，把加强党的建设始终作为“极端严重的任务”和“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在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贯彻了“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

　　同时，他们在思想上，重视党员理想、信念和气节教育；在组织上，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原则；在工作上，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

　　尤值一提的是，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更是率先垂范，坚持自律、清贫、乐观、团结、友爱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带领在国统区的各级党组织不断巩固发展，经受住了各种考验。一则“董必武为六毛钱作检讨”的红岩故事，至今感人肺腑——

　　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重庆，在与当年红岩同事杨继干一起回忆红岩村的艰苦生活时，杨继干对她说，那时伙食费一个月三块法币，毛主席来重庆，看大家成天吃空心菜、胡豆，说伙食比延安还差，后来组织批准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

　　“当时红岩村每个月的开支账目都由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毛钱算来算去始终平不了账。董老就在南方局大会上作了检查，后来还给延安党中央写了书面检讨。解放后我去北京看董老时，还向董老提起过这件事，他连说‘记得，记得，有这回事’。”杨继干说。

　　杨继干的话也唤起了邓颖超的回忆，她说：“这件事我也记得。”

　　“两位老人的共同回忆，不仅为我们展现了董必武严格自律、廉洁奉公的风范，也为我们重现了当年战斗在重庆的共产党人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的场景，更为新时代共产党人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提供了历史镜鉴。”黎余说。

　　（稿件原载于2025年09月01日《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