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笔为枪 抗战美术鼓舞全民战斗
一九四〇年创作的《嘉陵江上》（黑白木刻）。（王琦美术博物馆馆藏）
版画《肉弹勇士》。（王琦美术博物馆馆藏）
《新华日报》刊登的画展预告。（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供图）
位于江北区北滨路的巴人汲水公园，用雕塑作品等还原了徐悲鸿《巴人汲水图》中的场景。（资料图片）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掩映在黄葛树下的《新华日报》总馆旧址，正通过专题展讲述抗战岁月。《新华日报》开设“木刻阵线”专版，刊发艺术家作品，以刀笔为枪鼓舞抗战。抗战时期，诸多创作于重庆的画作，或远赴海外巡展，或赠予盟国盟军领导人，成为国际援华纽带。
抗战美术的“重庆时刻”，奠定了中国现实主义美术根基，至今仍通过城市雕塑、美术馆群薪火相传。
灰白色调，五栋土木、砖木楼依山而建，掩映在浓荫蔽日的黄葛树下；防空洞里，黝黑的洞道透着丝丝清凉，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驱车沿嘉陵江畔行驶至渝中区化龙桥路段，拐进一条下坡路，绕行到虎头岩下的一个隐蔽山沟，这里就是《新华日报》总馆旧址。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大型政治机关报。如今，正在这里开展的“新华之光耀华夏——《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专题展”，生动讲述了那段峥嵘岁月。
展览上，《新华日报》创刊号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观看。报眼位置，木刻版画《巩固团结抗战到底》格外显眼。这幅版画以振臂高呼的人物形象，展示了抗战必胜的决心和勇气，成为中国抗战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新华日报》也是中国报业史上第一张开辟“木刻阵线”专版的报纸，刊发了中国木刻家古元、李桦、力群、王琦、张望等众多艺术家创作的木刻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重要篇章，也呈现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重庆时刻”的辉煌。
木刻为枪
开创现实主义美术新纪元
渝中区中山四路，绿树成荫，自成一景，吸引着游客“打卡”拍照。绿荫中，王琦美术博物馆——一栋民国风的4层建筑，古朴典雅，馆藏有王琦的众多作品及重要收藏，并不定期举办各种展览。
其中，版画《肉弹勇士》每次公开展出都会吸引大量观众的目光。该版画以写实手法，用简洁有力的黑白木刻线条，定格了中国军人驾驶战斗机撞向日本军舰的瞬间，画面中以直线表现撞击时的强大冲击力，同时用曲线表现飞机盘旋的轨迹，增加了画面的动感，极具视觉冲击力。
“喝嘉陵江水长大”的王琦，是中国版画艺术奠基人之一、中国新兴木刻运动重要参与者，曾获中国美术金彩奖和终身成就奖。1937年王琦从上海美专西画系毕业后，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前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1939年初来到重庆工作，并与雕刻家王朝闻、油画家冯法祀等一起创办了《战斗美术》杂志，赞助人包括周恩来、郭沫若、茅盾、艾青、田汉等，即使在重庆大轰炸期间仍坚持出版。
从中国画的启蒙到西画的专门训练，王琦的艺术创作走出了一条从素描、速写转为木刻创作的道路，艺术手法不再是纯粹的黑白色块和阴阳脸，画面越来越明快，更善于运用线条。如，《难民站上》《难民一群》《野蛮的屠杀》《警报解除后》等代表作品，均以木刻为武器，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鼓舞了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在国内外反响强烈。
“从1939年到1948年，父亲在重庆工作了10年，是其创作高峰期。”著名版画家、原中国版画院院长、王琦长子王炜介绍，除了自己创作版画鼓舞全民抗战外，王琦在推广抗战版画方面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7月至1946年6月，仅重庆举办的各类美术展览就达320余次。上万件木刻作品，以及不计其数的木刻宣传卡片传递到抗战前线和大后方各地，成为战时大后方一道独特而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其中，1942年10月10日至17日举行的“双十全国木刻展览会”，展出了54位木刻家的300余幅作品，其中有30多幅是周恩来从延安带来的古元、力群、华山、焦心河等延安木刻工作者的作品，在重庆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特地前往看展的徐悲鸿被这些来自延安的木刻版画所吸引。10月18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了徐悲鸿的评论文章《全国木刻展》，高度称赞延安木刻：“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古元乃是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位选手，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
徐悲鸿还对其他几位延安木刻家如董荡平、华山、力群等的作品大加赞赏。
“更鲜为人知的是，重庆的版画运动不仅风靡中国，还走出了国门。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抗战木刻作品曾远赴前苏联、美国、英国、印度等地巡展，不仅扩大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影响，也获得了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战的支持和援助。”王炜称，重庆的版画运动还引起了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的关注，白修德找到王琦，请他介绍抗战木刻，希望通过宣传让外国友人也了解中国木刻，王琦欣然答应。后来，美国《时代》《生活》《幸福》三份杂志以10个版面报道中国抗战木刻的情况，取名为《木刻帮助中国人民战斗》。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界涌动的各种文艺思潮，抗战版画运动是一场曾经引领一个时代美术潮流的现实主义运动。”著名美术史论家、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凌承纬说，这场运动以鲜明的政治取向、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形态，成为中国抗日救亡文艺战线上的生力军，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美术新纪元。
群星璀璨
铸就中国现代美术的摇篮
山石突兀，草木葱茏，流水潺潺……蓝天白云下，位于江北区北滨路的巴人汲水公园，络绎不绝的游客或“打卡”拍照，或林中漫步，或亭阁闲读。
这是重庆首个按照名人画作进行实景重现的城市公园。该公园上连徐悲鸿旧居，下接北滨路，分为滨江艺术广场区、巴人汲水园区，以“巴山汲水画入景、渝人爱国景生情”为设计理念，重现了徐悲鸿代表作《巴人汲水图》的画中之景。
《巴人汲水图》创作于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是一幅真实记录重庆地形特点和民众生活景象的艺术珍品，是徐悲鸿最具人民性和时代精神的代表作之一。
1938年该画在香港展出时，被誉为“五百年来罕见之作”。徐悲鸿对此画也十分满意，还按原稿重新绘制了一幅，并将自画像融入其中，充分展现了艺术家把民族、时代、艺术紧密结合在一起，以及将自己融入民众之中的情怀。
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何桂彦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重庆在保护、保存、发展、壮大、推进中国美术所作出的贡献，构成中国现代美术史的重要篇章。彼时，大量美术院校及社团陆续迁驻重庆，使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名家大师几乎都有一段“重庆创作史”，并举办了诸多反响巨大的展览，开办了众多影响广泛的报纸刊物，创办了多个旗帜鲜明的社团协会，让重庆迅即成为战时中国文化艺术的中心。
这些名家大师创作的艺术作品，或鼓舞抗战斗志激发爱国热情，或描绘巴渝风情记录市井生活，不仅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奠定了重庆艺术在当下依然璀璨多元的根基。
如，吕凤子的《归后》、唐一禾的《七七的号角》、丰子恺的《胜利之夜》、王琦的《警报解除后》等作品，都是艺术家们在民族危亡之际，以画笔为刀枪，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激发抗战斗志的体现。
此外，徐悲鸿还在重庆开始了中国画改良系列实践，林风眠在渝开启了“青衣女子”“风景式风眠体”山水，宋步云创作巨幅山水画和影响深远的水彩画；傅抱石成就了他独特“抱石皴”技法，用“散锋乱笔”表现山石的结构，将水、墨、色融合一体；张大千、孙宗慰、王子云、常书鸿等，更是从重庆奔赴敦煌，挖掘、保护、活化被风沙掩埋的敦煌文明；叶浅予、李可染的国画创作，“新文人画”气息扑面而来。
“艺术、战争、政治就这样在重庆交织融合。”何桂彦说。
画当信使
艺术架设国际援华桥梁
一百只鸽子，或站，或飞，或咕咕鸣叫，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这是《百鸽图》描绘的场景。作为世界和平信使，它成为悬挂在美国白宫的第一幅中国画。
《百鸽图》由我国现代美术史上著名花鸟画家张书旂所作。他于1938年随中央大学迁往重庆。1940年，张书旂花了4天时间创作出《百鸽图》。1941年1月，这幅中国画被送给罗斯福，以祝贺他连任美国总统。这幅画寄托了中国人民期盼早日战胜法西斯，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望。
“抗战时期，中国美术家向盟国、盟军领导人赠送绘画作品，以此争取他们和盟国人民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持和援助，还不只有《百鸽图》。”凌承纬说。
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也曾获赠张书旂创作的中国画作品。其中，丘吉尔获赠的《云霄一羽》，是张书旂1941年创作的，该画现收藏在丘吉尔故居——英国查特韦尔庄园。
中国近现代山水画的代表人物黄君璧创作的《移舟霭壑图》，在1942年，被辗转赠送给了英国将军诺埃尔·欧文。该画作现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其左边跋文“欧文将军惠存。罗卓英赠。”清楚说明了相关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赠画者罗卓英，是中国著名的抗日名将，曾参与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指挥，以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指挥才能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薪火相传
艺术基因融入山城血脉
“抗战时期，一大批中国美术精英汇聚山城，造就了重庆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辉煌。抗战胜利后，内迁的高校、社团和大多数艺术家先后离开重庆，他们留给这座城市的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忆，更是奠定了重庆现代美术发展的基础，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重庆美术的新纪元，并至今续写着辉煌。”凌承纬说。
在他看来，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重庆美术发展史上出现过三次高峰：上世纪50年代的版画、60年代的雕塑、80年代的油画，重庆美术在中国画坛异军突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如今，行走在重庆大街小巷，重庆长江大桥的《春夏秋冬》雕塑、曾家岩的《周恩来》铜像……一件件艺术作品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成为重庆文化符号和城市记忆。
众多美术场馆更是犹如珍珠一般，散落在重庆的各个角落，展览展示、艺术收藏、文化交流等活动不断，让市民游客一转身、一回眸，就能邂逅一场艺术盛宴，延续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